中新网太原11月30日电 (记者 李新锁 范丽芳)小雪节气已过，北方寒意渐深。在山西太原汾河景区，43公里的汾河水穿城而过，白鹭、苍鹭、黑鹳等越冬禽鸟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观鸟打卡。经过20余年的持续修复治理，“一水中分”的汾河景区已成为“重现锦绣太原城”的有机载体。

　　历史上，山西太原曾以“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美誉名列中国北方重镇。

　　从春秋时期的晋阳城算起，汾河滋养了太原城2500余年。然而，作为北方资源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因河道无序开发、随意倾倒垃圾、水源枯竭等原因，汾河太原城区段一度出现断流和水质污染的状况。

　　汾水丰美奠定生态底色

　　30日下午，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中国新闻网、山西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江山如画”网上主题宣传活动(山西)采访团走进太原汾河景区，实地探访太原生态、人文复兴之美，追寻“锦绣太原城”古今之变。

太原汾河景区穿城而过。　　　　武俊杰 　　摄

　　在汾河治理三期工程晋阳桥段，远处西山苍茫可见，数百米宽的汾河河道波光粼粼。虽然北方冬日略显萧瑟，但从草地、灌木、乔木延伸到城市建筑群、远山的布景，仍能看出这座城市的生态布局。

　　在汾河晚渡景点，楼船造型的石舫，长28米，宽9.4米，建筑最高处离水面9.5米，船体南侧建筑为卷棚顶，北侧建筑为重檐卷棚顶。

　　在石舫南北两侧，造型各异的汾河大桥连接着城市东西，也彰显着城市气质。

　　虽然寒风凛冽，但仍不时有游人登临石舫。一位老者说：“早就听说修建了汾河晚渡的景点，但一直没有机会参观。从这里看太原西山，从北齐到隋唐，再到宋、明、清等时期的人文古建遍布。”

　　汾河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流经太原城区段43公里，“历史上河宽水急、风景优美”。

　　“汾河太原城区段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工程于1998年10月开工，经过20余年的持续修复治理，尤其是近10年的强力推进，2021年9月全面完成，全长43公里。”上述工作人员介绍，游客在景区内时刻能感受到“山环水抱、岸绿水清、景致协调、文脉延续、人水相亲”的优美环境。

　　在此之前，汾河留给太原人的印象一度是“不可亲近”。

　　“70后”王昕生长于太原，酷爱摄影。在他的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因为采煤挖矿、倾倒工业生活垃圾，汾河经常呈现断流、污水横流交替出现的状态，“那时候，人们都想远离汾河”。

　　上世纪末，在产业、生态倒逼之下，汾河治理被提上日程。汾河治理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持续治理之下，汾河景区在生长，汾河水质渐好，水量渐丰。

　　如今，汾河景区绿地面积约8.5平方公里、水面面积约11.5平方公里，蓄水总量约30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两个西湖水量，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Ⅲ类标准以上。

　　“现在，汾河景区常年有大批禽鸟栖息。一到秋冬，拍鸟、观鸟就成了摄影人的保留节日。”王昕说，天气好的时候，景区游人密集，沿着汾河骑行成了时尚。散步、合唱、唱戏、打球，各类人群自得其乐，“太原人也乐意向外地亲友推介汾河景区”。

　　据不完全统计，汾河景区现有白鹭、斑嘴鸭、花凫、翠鸟、红燕鸥等165种鸟类栖息。汾河两岸种植的大树、草皮，保留的沙洲、河岛，给各种水生生物、鸟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人、水体、生物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境系统。

　　20年来，汾河景区先后收获原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联合国人居署“2002年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称号奖”；水利部“国家水利风景区”等殊荣，由此奠定这座城的生态底色。

　　接力修复传承锦绣文脉

　　有赖于汾河景区的丰美回归，太原城“一水中分”、山水相依的城市格局得以重现。

　　汾河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在人口密集的市区中心，形成如此规模的绿色生态长廊，对净化空气、消除水体污染、调节气温等产生了重要作用。

　　对于太原城来说，汾河不仅关系生态，更关乎文脉。

　　唐代诗人王之涣、王昌龄、王翰，从这里出发，写下了名垂千古的边塞诗篇；金代诗人元好问由忻州赴并州(太原古称)赶考途径汾河，有感于大雁的忠贞炽烈，留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绝唱，并给太原留下“雁丘”；明末清初大家傅山先生在汾河畔的西山一带读书研学，留下《霜红龛集》。

　　近年来，汾河景区重塑汾河晚渡、双塔凌霄、西山叠翠等“古晋阳八景”，以此传承城市文脉。

　　漫步汾河景区，“桐叶封弟”雕塑昭示着“晋”的来源；白居易、元好问、罗贯中、傅山等太原文化名人及诗词雕塑，折射着太原风华。

游客在汾河景区“汾河晚渡”景点观景。　　　　武俊杰 　　摄

　　数百年前，明代诗人张颐在《汾河晚渡》一诗中写下，“山衔落日千林紫，渡口归来簇如蚁”的诗句。如今，太原人正在用修复的“汾河晚渡”石舫重温历史的温情。

　　今年10月，以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为创意的汾河雁丘园开园，一时引得游人如织。

　　“雁丘园周边山势雄浑、水岸景色迷人，既有‘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的词意，又有野生大雁栖息，富有诗情画意。”前述工作人员表示，雁丘园以“低干预、微塑造、注人文、提生境”为设计理念，建筑仿金元时期风貌，绿化以自然、野趣为主，是当前汾河两岸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落。

　　对此，有评论称“在汾河畔设景纪念，是古今通情的最佳诠释，也是对宝贵人文精神的保有和传承”。

　　实际上，太原对汾河的保护并未止步。

　　近年来，按照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的综合施治治水思路，太原同步推进矿山治理、造林绿化治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水资源与水生态保护恢复、土地综合整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六大工程，努力使汾河逐步实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目标。(完)

　　中新社北京11月30日电 题：如何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

　　——专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乔恩·丹尼尔森

　　作者 王恩博 尹倩芸

　　今年初，欧美银行业接连“爆雷”，再度勾起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和恐惧。尽管此次事件未延烧至全球，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金融风险似乎成了一把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金融风险到底为何发生？对此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中国在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中发挥什么作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乔恩·丹尼尔森近日就上述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们如此忌惮和警惕金融风险，为何它依然一次次发生？历史上的全球性金融风险背后，是否有共性原因？

　　乔恩·丹尼尔森：金融风险的实质很简单，彼此间也非常相似。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通常是银行借入大量资金贷款给企业。这一开始看起来很美好，因为资金会带来经济活动，帮助经济快速增长，但当风险发生时，人们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假象。泡沫累积时间越长，经济崩溃的程度就越深。如果时间过长，崩溃就会演变成危机。

　　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已经很透彻，自然会产生为什么允许金融风险发生的疑问。我认为有三个相关原因。

　　一是人们始终无法明确，风险发生的预兆是否真的会导致危机，很难区分经济增长是基于坚实的基本面，还是仅仅因泡沫所致，只有事后才能知晓。这也影响到第二个原因，即没有人愿意相信风险会发生。那些对过度行为提出警告的人往往会被指责，这是人性使然，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事情最终会有好结果。同时，由于预防风险的成本很高，人们倾向于什么都不做，直到为时已晚。最后一点，欧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只经历过一次危机，因此几乎没有应对风险的经验，且希望在自己执政时风险不会发生。他们缺乏经验，外加不信任拥有处理风险一手经验的专家，导致产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对风险疏忽大意，进而做出过度反应。

资料图：100欧元和200欧元钞票

　　中新社记者：您在谈论年初的欧美银行业危机时曾说过，“监管者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为什么这么说？

　　乔恩·丹尼尔森：金融监管中存在一种合成谬误：如果让每个金融机构都谨慎行事(表现良好、遵守规则、实力雄厚)，那么整个系统就是安全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谨慎行事，那么在发生严重冲击时(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就没有人能够通过购买高风险资产来吸收冲击。相反，他们会出售风险资产，这对谨慎的金融机构来说是明智之举，但其后果是使危机更加恶化，因为这会导致价格下跌，并产生向大量资产蔓延的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机构倾向于对所有金融机构采取相同规则，使他们越来越相似，行为越来越趋同，这放大了经济上升过程中的泡沫和下行过程中的危机。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机构买入，另一些机构卖出，让买卖由同步行为变成“随机噪声”。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监管机构来说，经验教训就是应奉行多元化原则，积极鼓励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这样他们会对冲击采取不同态度，也就不会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泡沫和崩溃。

乔恩·丹尼尔森所著《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封面。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在《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一书中多次强调真正的危险是内生风险。应如何管控这种内生风险？

　　乔恩·丹尼尔森：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将风险分为两类：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外生风险是指来自系统外部的事件，如65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内生风险则由构成金融系统的人员和机构在系统内部相互作用而产生。通常风险测量工具测量的风险是外生风险。但问题在于，巨大冲击背后往往是金融体系各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彼此间形成恶性反馈从而放大冲击，或形成良性反馈从而抑制冲击。正是这种反馈导致了内生风险。

2023年3月10日，记者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市硅谷银行总部门前采访。当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表示，硅谷银行因资不抵债已被加利福尼亚州监管部门关闭，由该公司接管。刘关关 摄

　　从内生风险中能得到的教训是：最重要的风险都会被隐藏起来，直到为时已晚。原因在于，看得到的风险很难被忽视，也易被解决，可以称之为“已知的未知风险”。最危险的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为时已晚。2008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系统会如何处理它们，这正是危机核心所在。内生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

　　出于两个原因，当局不应把所有精力只放在控制他们所能看到的风险上。一方面，这会制造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另一方面，这会让不稳定的力量不受控制地增长。相反，当局应该认识到，从未想过的事情可能发生，并且在发生时做好应对准备。换句话说，不要只关注单个冲击，而要研究不稳定背后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表现为多种不同冲击。要关注基本面。

　　中新社记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曾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将处于下一场金融危机的中心。您对此是否赞同？

　　乔恩·丹尼尔森：人工智能很可能在下一场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发挥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是，使金融体系的监管和运作更具顺周期性。也就是说，使它们都采取类似行动，从而放大经济繁荣和萧条。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只能研究其训练集之中的内容，而由于危机非常独特且极少发生，因此识别和应对危机的信息不太可能出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集中。这是人类具有优势的一个领域，因为人类在伦理、历史、政治、心理学等方面掌握大量背景信息，这有助于他们对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进行推理。此外，在危机中，人类将多个个体聚集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更好地作出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位智者说过，预测很难，尤其是预测未来。我不知道下一次危机何时发生，我只知道危机一定会发生。

2023年9月7日，2023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正在河北省石家庄举行。智能机器人与参观者互动。中新网记者 翟羽佳 摄

　　中新社记者：在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乔恩·丹尼尔森：过去的教训是，解决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大国共同进行遏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即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大国拒绝合作，只关注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问题在于，不稳定的力量不是国家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这种狭隘的思维为不稳定力量提供了“氧气”。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以及促进全球流动的贡献者，还强调发展友好关系、合作解决问题。中国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遏制不稳定力量的积聚以及危机发生，且这种努力很可能在最大限度减少下一场危机的损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完)

　　乔恩·丹尼尔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金融风险预测》《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与风险》。